“这是我的超级宝宝。”在旧金山一处豪宅的鸡尾酒会上股配资网站，一位投资人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这样介绍道。
他和妻子通过体外受精与代孕迎来这个孩子。在此之前，他们用Orchid对多个胚胎进行了筛选，每个胚胎的检测费用超过2500美元，最终确定了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婴儿。
在美国，尤其是在硅谷的富裕阶层中，一种新的消费趋势——“订制婴儿”，正在蔓延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购买Orchid、Herasight、Genomic Prediction等初创公司提供的胚胎检测（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，PGT）服务，筛选出那个最有可能考上常春藤，且外貌优越的孩子。
尽管这种技术并不承诺创造“天才”，也无法保证任何具体结果，它提供的只是概率与排序，但当这些数字摆在面前，选择本身就发生了变化。
对于做出这一决定的父母来说，生孩子不再只是迎接一个未知的生命，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变成了在几种可能的人生版本之间，他们能否对未来做出一次精确的押注。
优化与评估，成为新生命的起点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场竞赛也在同步展开：一些富豪与科技精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命的另一端，试图用技术延缓衰老，推迟死亡。
其中，最为国内公众熟知的当属“换血哥”布莱恩·约翰逊。这位硅谷亿万富豪，几乎把自己的身体改造成了一项长期实验：什么时候睡觉，吃什么，运动多久，体脂率、血糖、激素水平、炎症指标如何变化，都要被一一记录、反复评估。
最近，他又一次把强度推高。每两周，约翰逊会服用一次13毫克的雷帕霉素——一种原本用于器官移植后防止排异的免疫抑制剂。尽管在持续尝试近五年后，他在去年11月承认因副作用已停止用药，但在“长寿圈”内部，这仍被视为一次令人兴奋的探索。
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创业者、投资人、私人医生与自称biohackers（生物黑客）的实践者，正在形成一个松散却活跃的网络。他们相信，人可以像编程电脑那样编程身体，最终战胜衰老。
过去，尽管贫富差距巨大，但至少在生命本身这件事上，人们依然共享某种脆弱与不可控：谁都会生病、衰老、死亡，谁也无法预先决定下一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而如今，这种“平等”正在被一点点拆解。不论是为自己延缓衰老，还是为孩子提前筛选未来，生命本身，正逐渐被重新划入可以被计算、被管理、被优化的范畴。
超级婴儿
胚胎检测并非新技术。过去，它主要用于排除染色体异常或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，医学目标十分清晰：避免严重疾病。而近几年出现的多基因风险评分（PGT-P），则把这项技术推向了新的领域。
通过汇总成百上千个基因位点的数据，这类模型不仅估计未来罹患心脏病、糖尿病、抑郁症、成瘾倾向或肥胖的概率，有的公司甚至给出对认知能力与IQ的统计估计，并据此在多个胚胎之间进行排序与选择。
在硅谷，这已逐渐成为一种公开的谈资。此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埃隆·马斯克。据外媒报道，他至少有一名子女是在接受多基因胚胎筛查评估后出生的。
更引人注目的，是如今居住在宾夕法尼亚乡间的Simone Collins和Malcolm Collins夫妇。这对夫妇曾活跃于科技与投资圈，是美国最知名的“亲生主义者”之一。他们公开倡导尽可能多地生育，并鼓励借助现代生殖技术来“优化”下一代，认为这是对抗文明衰退的理性选择。
他们目前有五个孩子，其中四个通过体外受精生育。在孕育最小的孩子时，为决定植入哪一个胚胎，他们将来自Herasight等多家公司的多基因评分整理成一张巨大的电子表格，逐项比对疾病风险、心理特质与智力潜力。
Simone Collins说，让他们最终选择当前这个胚胎的原因之一，是报告显示它的患癌风险较低，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，这个胚胎的“智力多基因评分处在第 99百分位”。
“我们觉得那是最酷的事。”她说。
她还坦言，高智商往往意味着更多现实优势，比如更高的收入。但如果可以，她更希望有基因测试能筛查雄心、好奇心与勇气。“‘我愿意’比‘我能够’重要得多。”她说，“如果能对这些特质打分，我们会更感兴趣。”
然而，在这些看似精密的模型背后，多基因风险评分的科学基础远没有宣传中那样稳固。多项研究指出，对复杂性状的预测不稳定、可重复性有限，不同模型给出的结论常被形容为“随机”“不一致”。
多家公司最近推出了一项面向夫妇的“基因同步”服务，通过综合评估父母双方的风险评分并预测其对后代的影响，实现“模拟子女”的功能。一位专栏记者将自己的基因数据分别提交给Nucleus与Orchid两家公司，得到的却是几乎相反的人生预测。
Nucleus认为她未来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达53.8%，而 Orchid则声称这一风险“低于平均水平”，仅为23%。关于乳腺癌，Nucleus给出的风险为 8.6%，而Orchid的评估却是其三倍以上。她丈夫的结果同样悬殊：Nucleus判断他患冠心病的风险为 65.6%，Orchid则给出26%。
显然，选择什么样的公司，将在很大程度影响哪个胚胎将胜出。
但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上，硅谷精英夫妇仍然毫不迟疑地押下重注。
这不仅是出于对技术的信任，更像是一种自我投射——对自身成功经验的迷恋，以及对世界可被计算、可被控制的深层信念。
哈佛医学院统计遗传学家萨沙·古塞夫指出，这种倾向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功绩信念。
“他们往往认为，自己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，是因为拥有更好的基因，”他说，“而现在，他们获得了一种工具，开始相信可以让孩子也复刻这种成功。”
在这个近乎病态地崇尚高智商的硅谷，这种带有优生学阴影的趋势，似乎并未激起太多道德迟疑。
长寿
对生命可控性的执念，并不只停留在下一代身上。在美国的科技圈与资本圈，它同样蔓延到了生命的另一端。
这个圈子自称longevity community，“长寿社区”；更激进的干脆叫自己 biohackers——“生物黑客”。他们把身体当作实验场，把衰老视为一项等待被破解的工程问题。
有记者被邀请参加过他们的私人聚会。一位创业者向在场众人展示他刚出炉的“全身年龄报告”：基于血液生化、DNA甲基化、器官影像与神经反应测试综合计算出的“生理年龄”，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了十一岁。
这种所谓的“生物年龄测试”，已成为长寿产业中最受追捧的服务之一。相关机构宣称，它能在分子层面衡量衰老速度，费用从一百多美元到上千美元不等，且不被保险覆盖。
另一位风投合伙人则介绍着他最新调整的干预方案：减少碳水摄入，加入特定补剂组合，并开始周期性服用低剂量雷帕霉素，希望进一步压低炎症指数与心血管风险。
这样的聚会，与其说像医学会议，不如说更接近硅谷产品发布会与灵修营的混合体。
推动这股浪潮的公众人物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“换血哥”布莱恩·约翰逊。在圈内，他发起“Don’t Die”运动，从持续监测生物指标到极端生活干预，不断抬高试验强度。
而被视为这一领域“战略家”的人物，则是硅谷创业者彼得·迪亚曼迪斯。他习惯把衰老描述为工程问题，反复强调人类只是仍在用线性思维理解指数级复杂的世界。
在他看来，随着人工智能加速生物实验、机器人日以百万计地运行试验、数据不断揭示细胞运作的底层规律，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终将成为时间问题。
约翰逊试图用自己的身体证明生物优化的极限；迪亚曼迪斯则致力于说服资本、科学界与公众：这不仅在理论上成立，在产业上也同样可行。他希望动员一个由企业家、科学家与投资人组成的联盟，在延长人类寿命的同时，建立起新的经济版图。
但即便在这个圈子内部，人们也清楚，通往长寿的道路远非触手可及。
巴克衰老研究所所长埃里克·维尔丁指出，人体系统的复杂程度远非任何模型所能穷尽：“彼得常说我们生活在指数时代，一切终将被解决，但生物问题越往深处走，难度本身也在指数级上升。”
科学家已归纳出十二种“衰老标志”——包括 DNA不稳定、线粒体功能障碍、慢性炎症、细胞衰老与干细胞耗竭——但至今仍无法确定，这些变化是否源于同一根本机制，或是彼此独立演化的衰败路径。
雷帕霉素因抑制引发炎症的衰老细胞而在生物黑客中备受追捧，但衰老细胞过少同样危险，因为它们也承担着阻断肿瘤扩散的功能。热量限制能延缓某些衰老过程，却可能同时削弱肌肉、降低性欲并抑制神经活动。
身体似乎对一切都要求“恰到好处”，任何过度修正，都可能把系统推向另一种崩溃。
一位致力于抗衰老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CEO直言：“如果一种干预不具备杀死你的潜力，它大概也无法真正改变你。”
在扰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时，人类能做的，也许只能是在两种危险之间选择较小的一种。
生命的分化
外部干预，往往意味着不小的风险，但目前最重要的关切并非这些技术的风险大小，而是谁能承担得起这些风险。
在美国，一部分人正享受着无可比拟的医疗条件。他们有私人医生团队，可以长期监测血液指标、器官状态与基因数据，能随时调整方案，承担昂贵但前沿的医疗手段。
与此同时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另一种医疗现实中：昂贵的保险、有限的选择、一次重病就足以摧毁家庭的经济安全。因枪杀美国医保巨头CEO而引发全球关注的路易吉事件，之所以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，正是因为它撕开了这一残忍的事实。
公共卫生数据显示，美国最富裕人群的预期寿命已比最贫困群体长出十年以上，而且这一差距仍在扩大。当健康、寿命与风险管理开始以这种方式分化，阶级便不再只写在收入与住房上，而是被写进了身体里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分化正在向下一代延伸。
如今，富裕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教育与更厚的社会资本，还包括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介入其发育条件的能力。
这种变化，并非偶然。当成功不仅被理解为财富与地位的积累，而被视为一种“自身构成优越”的自然结果，成功者也更容易相信，自己配得上更多时间、更健康的身体、以及更有保障的未来延续。
目前，在美国，一次完整的多基因胚胎筛查服务通常在几千到一万美元之间（不含IVF与胚胎培养费用）。对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昂贵，但已远远不再只是亿万富豪的专属。
随着市场扩大、公司竞争与资本涌入，价格仍在持续下降。这意味着，这项技术不太可能长期停留在硅谷与富人圈子，而将逐渐进入更多家庭。
在许多已经使用这类服务的家庭那里，这种选择并不被视为激进或极端，而呈现出一种冷静、理性、几乎温和的面貌：“如果有办法让他更具潜力，为什么不试试？”
当风险指标、概率曲线与排序表格摆在面前，“不选择”反而开始显得像一种失职。
这正是许多伦理学家最担忧的地方：一项看似“提供选项”的技术，正在悄然转化为新的社会期待。
生物伦理学家Vardit Ravitsky指出，这种路径并不陌生。产前筛查普及后，拒绝检测的女性逐渐被视为“不够负责任”的母亲；多基因胚胎筛查，很可能重演这一过程，只是这一次，被评估的不只是疾病，而是整个人生的风险与潜力。
问题并不在于父母为何想要更健康的孩子，而在于，“健康”本身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像Genomic Prediction这样的基因检测服务公司，会将不同疾病的风险加权，换算成“质量调整生命年”（QALY）这一公共卫生指标。但什么才算是“高质量的人生”？这个问题，本不该由算法提前替人类回答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卫生局局长Vivek Murthy多次警告，现代父母正承受一种近乎失控的心理压力：48%的父母形容自己的育儿压力“完全无法承受”。他们被不断提醒，必须为孩子“提供最好的起点”。当基因筛查被纳入这份清单，父母的焦虑只会进一步升级。
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父母将如何理解自己的角色？孩子又将如何在“完美基因”的期待与自由生活之间自处？
更重要的是，人们之所以珍惜生命，恰恰是因为它充满偶然，甚至脆弱。当“优化”成为默认标准，当正常的生命体验开始被视为缺陷，人又将如何认识自己？
首图来源于unsplash
作者 |贺一
编辑 |阿树
值班主编 | 吴擎
排版 | 菲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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